为论证这一观点，笔者将在上述司法方法样本上依次分析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司法方法的理由论证的追求存在什么局限及怎样待之为宜，司法方法的审判管理设想的真实意义何在，司法方法的修辞策略是否包含有价值的方向，及如何理解司法公正更适宜，并怎样理解司法方法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更恰当。
严格说来，19世纪以来的全球宪政大体上都属于党国宪政体制，因为无政党无以组织国家，国家必须通过政党来组织和运转。中国对苏联模式的第二次批判，不仅是探索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而且否定了政党官僚化这种党国高度整合的苏联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既强调在专业技术现代化的意义上来领导国家，又强调要超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扎根社会、服务社会的先锋队组织，从而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保持平衡。
规范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民行为的国家法体系（包括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政党要承担起整合分散的规范性力量的政治功能。而在政党法治国的建构中，核心在于处理好党章和宪法、党规和国法、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并在党国宪政体制的制度框架中对这一党法关系问题加以回答。规范执政党和党员的党内法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党领导人民的权力最终来源于党承担起自由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从早期苏俄布尔什维克化到本土化的发展演变。如果从这种法理逻辑看，党大与法大的关系就会发生逆转。不仅如此，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描述的法治模式还往往成为人们构想中国法治图景和评判中国法治现实的基准和依据，而中国法治现实与这种图景以及基准、依据的差异与距离，则成为影响当代中国人对于中国走法治道路信心的重要因素。
转引自［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法治话语中会产生许多与传统法治理论和知识所不同的内容，一些在传统法治理论和知识中不曾出现或存在的主题，却可能在我国法治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或具有较重份量。人类法治的实践显示，特定国家法治建设的全面完成，不仅需要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法治理想的启蒙到法治文化的培育，从法治自洽体系的构建到法治对现代社会复杂性的适应。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建构既与西方国家具有重要区别，也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大差异。
第三，注重法治话语内容的实在性和具体化。（2）苏联法学教材或苏联专家的讲义成为我国法律教育的主要载体。
深受苏联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熏陶的我国老一辈法学家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而新一代法学人才也在接受苏联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教育的过程中完成了法治理论的启蒙。在此意义上，中国法治建设具有明确的阶段超越性甚而穿越性，中国法治建设从启步开始就面临着与具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相同、甚而更为复杂的问题，而应对这些问题的各种基础性积累都不是很充分，特别是回应型法模式所要求的社会成员普遍的法治信仰和自觉的守法态度、全社会明确规则意识以及高素质的司法队伍等，在当下中国社会都是相当欠缺的。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同质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并且这已成为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5〕（3）苏联法学专家来华传授法学理论和法制经验。
苏力教授长期坚持不懈地对法治本土资源的强调，至少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拓展了中国法学的理论视界。这种情绪是当代中国人在社会转型期所存在的社会焦虑在法治或法学领域的一种投射，更反映了部分法学人对当下中国法治实践的走向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某些内涵所体现的法治主张持有不同认识。二是我国司法与主导政治力量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而当前的第四阶段，用此类机构（Agency）的术语来说，怀有最远大的抱负，也最具政治性，它包含了前三阶段所有的关注点，将它们囊括在国家民主项目的设计与执行中，并且拓展了前三个阶段的关注范围。
然而就本质而言，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仍然是西方思想家和理论家们对于资本主义法治乃至政治秩序的一种浪漫化的想象和理想化的描述，相比于法治运行的实际要求和真实状态，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只是对法治这一社会现象或社会实践的虚幻化认识。〔62〕西方比较法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法系消失，并不是指苏东国家法律制度消亡或这些国家放弃走法治化道路，而是指这些国家的法律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因此，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牵涉对域外既有的各种法治观念和法治思想的审慎思考与分析，对既有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的改造与整合，更需要依照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与条件，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实现法治理论的全面创新。陈喜贵：《克制抑或能动我国当下应当奉行什么样的司法哲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人民大学出版的各种教材和讲义广泛流传至其他各院校及法律实务部门。〔16〕前引〔9〕，奥尔特曼书，序言。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把蕴含了理想化价值与期待的抽象概念认知为真实的存在，并进一步作为阐释理论主张以及判断问题的依据。其二，不僵化地看待自身的理论和知识成果，对于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涵的构成、表述以及各内涵的具体内容在内的各种理论主题，都应将其放在一个可发展、可讨论的状态中，使其经受长期实践的检验，并在更长的历史界域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以延续和保持其生命力。〔16〕 第二，法律的明确性、普遍性、强制性、稳定性等属性都是在有限且相对意义上得到承认的。上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的要法治不要人治的朴素共识，已经不足以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融通人们不同法治主张的理念基础。
亚太地区司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也证明了一点。在认知和处理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乃至决策层的关系上，有一句话尽管俗但是真：由感情认同到理论认同进而到思想认同。
这些分歧常常潜隐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之中，但就实质而言，分歧的主线在于：是趋从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倡导的法治模式，还是坚持走中国特色自创性、自主性法治道路。法律出口国仅仅能够向进口国展示它是如何处理所面对的法律问题的。
换个角度看，在意识形态差异成为社会主义法与其他类型法之间根本界线的前提下，只有塑造出独特的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才可能保持并彰显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对西方法治理论所推崇的某些原则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人们对我国法治应有机理以及法治实际运作规律的思考与理解。
〔58〕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不复存在，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整个法律体系突然消失，〔59〕即便有西方学者承认世界上仍然有社会主义法存在，也同时认为社会主义法，不再具备足够的资格能与民法法系和普遍法系相提并论。而启蒙运动所高扬的理性，核心是主导近代西方的科学和科学主义，这种理性体现在法律领域，则是对系统化的法律、条理化的文本、刚性稳定的规则以及严谨刻板的程序的偏重和追求，这就为分析实证主义有关法的实证化的努力造就了前提。〔29〕 第五，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对法律实施、特别是司法过程的描述与想象也完全悖离了客观真实。〔8〕第三，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至今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影响。
美国学者考默萨认为在人数众多，问题复杂的情况下，司法很难在多种具有不同合理性但又彼此冲突的复杂诉求中寻求恰当的处理方式。〔2〕参见张友渔主编：《中国法学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即便对全球化趋势或压力的回应或顾及，也必须以符合中国长远和大局利益、契合我国法治思想或制度体系，且不悖离我国社会主导性文化价值观念为前提。不仅如此，只有通过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才可能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开放出必要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讨论的空间，藉此与其他各种法治理念进行一场没有缺席的对话与交锋，并在这种对话和交锋中显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性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法学理论界对我国法治现实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某些分歧性认识本身就是构成当下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复杂性的一个因素。孙光妍、于逸生：《苏联法影响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之回顾》，《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6〕参见唐仕春：《建国初期来华苏联法学专家的群体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5期。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和法治推进的深入，法治实践对法治意识形态的需求日益明确，在面临如何更好地使法治楔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之中并与之适调，如何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等问题时，亟需有明确且切合我国实际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引，并统一全社会的认识，消除各种歧见。五十多年司法改革方案的经验清楚的显示，司法机构比其他种类的公共机构更甚不能被‘设计和‘制造，也就是说，不能通过植入事先设计好的法律、机构和人员来‘生产它们。因此，即便在成熟的法治国家， 在众多用来塑造我们生活的道德的文化制度中，法律只是其中的一员。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同样秉承了启蒙以来的理性或者科学主义精神，但却以极端化的方式来推进法的实证化（典型例证是恶法亦法的命题），试图以此固化自然法学的精神。美国国际开发署把在对东道国实施的法治及司法改革项目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法学教育和法律改革。
（5）建立以传播苏联法学为宗旨的教育基地。, 〔43〕例如，英国学者戴雪在1915年就曾说：在过去的30年里，对法治自古有之的尊重明显下降了。
第二，坚持法治话语语境的中国化、本土化。从开放的向度看，主要包括向域外开放、向实践开放以及向未来开放。